rb 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值班律师制度写入立法，规定了值班律师具有法律帮助的职责，但对其性质和权利仍然没有明确。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案件也可以纳入本文讨论的范围。类似的教训在传统中国比比皆是。
但实际上，如果被忽略掉的是关键事实，或这些事实、情节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或处理结果，那么必然会围绕该事实、情节形成相关的法律意见。实际上，传统及近代中国司法过程中对法外因素的考虑更多，参见刘文艳：《诉讼中的法外因素——以五十个民国新繁档案为例》，载里赞主编：《近代法评论》(总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1～120页。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产生与此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上报之个案的某个争点形成一个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意见即为裁判要点。(15)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69、193～215页。在笔者看来，法官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仅应该包括事件的过程和结果，也应该包括事件的起因。
但在笔者看来，对被告人构成某种犯罪的认定不仅要从正面进行论证，而且也要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回应和反驳——如此处应该从构成要件或其他方面对许霆的行为为什么不构成侵占罪和不当得利进行解释——以排除合理怀疑，这样才能令当事方和公众信服。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剪辑行为，如法官只考虑了对被告人不利的情节，而忽略了有利于被告人且为民众所重视的情节。人们或许会问：在最近二十余年里，律学研究为什么会复兴？笔者推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人们常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律学从来不像西方法学那样关心正义问题，因此，在立论上要低于西方法学。古代律学家们发明了许多创制律典的方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例分八字方法、比附方法。虽然现代的立法理念、法律内容比古代更加先进，但立法技术不一定超越古人。[20](P.601) 或许是由于曹魏律学家的工作过于出色，以致晋代律学家只能从事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
谓以轻罪诬人及出入之类，故制此比。如前所述，明清时期非常重视法律宣传，不光是法典中有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律学家还发明了法律歌诀与图谱，将抽象的法律规定搬到了指掌之间，对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传统律学本来就是一种术，一种集立法术、法律解释术与司法术于一身的学问，以追求准确、细致、可靠、完全为尚。具体而言，律学探讨了律例之间的关系，条文与法意的内在联系以及立法与用法、定罪与量刑、司法与社会、法律与道德、释法与尊儒、执法与吏治、法源与演变等各各方面，比较律典之优劣，评论各朝之得失，其微、其细、其广、其博、其实、其用均为世界同时期所少有。李龙：我国古代的‘律博士和‘律学生，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3期。如蒋陈锡在评价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时说到：仁者执律断狱，虽罹于死，有一线生路之可求，未尝不求之。
其次，清代的法律歌诀属律注型歌诀，与律文的契合程度高，其完整性、可靠性远超明代歌诀。(12)这些日用类书全都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汇编的《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之中，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中国传统律学中，虽然没有出现正义等概念，但有一套类似的话语体系，或曰允当持平，或曰公明仁义，或曰情法两尽、天理人情等等，其作用与西方的正义观念并无二致。如张友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总序中说到，从汉代起，在法学领域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27](P.5)。
古代律学家们之所以能制定出如此完善的律典，与他们善于发明、运用一定的立法方法有很大关系。当然，也有学者持第二种观点，如怀效锋认为，(律学)发轫于商鞅变法，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成熟于唐，衰微于宋元，复兴于明，至清而终结。
在清代的律学系统中，以考证为特点的注律著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其次，关于律学的发展轨迹，大致有两种观点。
其实，这五大系统又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一是向着更精确、更专业的方向发展，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辑注作品与考证作品。关 键 词：中国传统律学/解释法律/创制律典/波浪式前进/律学与经学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Dogmatics/Legal Explanation/Law-making/Go Forward in a Wave-like Manner/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法治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方法研究(15BFX024)。第二个上升期在明清时期，顶点是清代，清代律学代表我国传统律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武树臣在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一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是成文法产生和定型的时期……郑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晋赵鞅‘铸刑鼎，终于掀起成文立法的大潮。此外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辑注作品，注律较以往更为精确，这在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
沈之奇尤重区分相近的概念，如特别区分了罪同与同罪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律内有言罪同者，与同罪语意似同而实异。这说明，在明清时期，律学的某些分支逐渐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正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律学。
人们为什么习惯性地抬高唐代律学而贬低明清律学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可能与人们推崇《唐律疏议》有很大的关系。刘富起：论中国古代律学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如，在应议者犯罪条中，出现了取旨与请旨两个概念，前代律学家对此没有区分与说明。[8] 以上呈现的是律学总特征，不足以刻画其细部特征。
②张田田：律典‘八字例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的考察，吉林大学法学院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古代律学传统在研究对象上将动态的法律适用视作静态的律文注释，这一传统，仍影响并禁锢着现代法学和部门法理论的研究。我们不能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与律学家混为一谈，因为很多律学家恰恰来源于儒家学派，④这在汉晋之际尤为明显，著名的如郑玄、马融等皆为一代大儒。(9)在外纳赎歌(或收赎歌)。
张晋藩先生在清代律学及其转型一文中指出：作为清朝文化的集中代表的考据之学，必然影响到清代的律学。① 律学研究在现代的复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42]虽然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追求精确与实用为鹄的律学作品，很少谈论法律价值，但其宗旨仍是为了实现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仁和义。取者，听候裁夺之意，谓是应议之人犯罪，不敢辄请勾问，应死不敢正言绞、斩，皆听候裁夺也。
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参见班固撰：《汉书·杜周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17页。同时还出现了赵绪的《金科一览》、刘高夫的《金科玉律总括诗》以及无名氏的《金科玉律》等概括律意的法律歌诀，这些歌诀的出现丰富了律学的形式，对法律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最高峰在唐代，如前所列的两种观点虽对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轨迹有不同认识，但对唐代是中国古代律学最高峰并无分歧。其次，宋代出现了新的律学形式，即法律歌诀。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法学研究者在面对西方法文化时，一方面有了充分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使命感。在短短的20余年里出现了大量以律学为名的文章。
虽然唐以后的律学在总体上带有注释律学的特点，但并不表明，唐以后的律学家不重视立法工作。第三，有人贬低明清律学，是因为他们看到，明清时期律学的地位一直在下降，逐渐流于末学，儒家学者大多不愿意从事律学研究。
古人发明的这一技术手段已为今天的人们所继承，我们在普法宣传中可以看到类似手段的大量运用。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20](P.602)由以上史料可知，唐代以前的律学家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创制律典，因此，他们将大量的功夫花在制律上，这使得立法问题成为唐代及之前律学的重要内容，也使得唐之前的律学具有建构主义特点，不同于唐以后的注释律学。这些法家的著作，其全部的内容，无不是在说明如何取得国王的信任，如何把国家弄得安定富强，如何治国第一必须重用法律，而不是对一些实质的法律问题，有若何深刻的探讨。
